（一）建国后田野社区治理主体的构成与转变
田野社区所辖范围大部分是原田野汽车厂的职工家属生活区。建国后，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田野汽车厂乘时代的东风，飞速发展壮大，成为了当时河北省乃至全国军工汽车领域的领军品牌。田野汽车厂作为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职能于一身的生产生活场所，无疑是当时的治理主体。
原田野汽车厂退休职工在随机访谈中提到：“建国初期，我国军用汽车实力偏弱。我们田野汽车厂按照国家统一的部署，对生产线实施全面调整。大量老干部、老职工都很积极投身于汽车生产中，单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我们职工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确实有很多福利和优惠。”
除了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之外，田野社区的职工生活也有浓厚的单位色彩，工会在职工生活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老职工回忆：“那时单位就是好啊，像我们职工家里的窗子有点年头了，但是凑活凑活也能用，单位知道了赶忙安排师傅就给我们免费换了……。”
在职工业余生活方面，受工作性质和工作强度的影响，空余时间不多，业余生活并不丰富，以拉家常为主。在职工的集体生活方面，田野汽车厂职工的集体活动也比较单一，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企业的组织、安排和号召之下参与的，职工对于文娱活动的需求偏低。
根据老职工回忆：“当时在这个汽车厂上班就算是很大的福气了，对其他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咱们白天也就在车间里面上班，不得空的，要是遇上赶订单，大伙就一起加班。虽然是辛苦点，但是也没有见谁会抱怨。大伙想法就是有班上，有饭吃，一家人整整齐齐、团团圆圆的就很好。”
由此可见，虽然田野汽车厂职工的日常生活不算丰富，但是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和国企能力的范围内职工依然享受着有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被束缚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企业、国家高度的信任和强烈的归属感也在被反复强化，深深烙印在“单位人”的心中，形成“单位核心体”的意识。
（二）单位制社区解体与后单位制时期多元互动的重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田野集团受到了民用汽车品牌的影响，产品出现了滞销现象，加之内部管理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决策失误，致使田野汽车厂顷刻间分崩离析。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国企的新一轮改革，单位组织的包办一切的角色逐渐瓦解，单位社区如何平稳迈向城市社区成为新时代重要的命题。单位制社区在新旧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遭遇了漫长的阵痛期。
老职工提到：“田野汽车厂被其他老板收购了，很多人都下岗了，家庭生活受到蛮大的影响。我之前的老班长就举家一起到山东生活了，很多老职工都离开了家属区，被迫去其他地方谋生。”
国企改制后单位制社区解体，原来的老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改革的动荡不稳时期，社区治理出现了治理主体缺位的情况，逐渐演变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况。
根据老职工回忆：“当时很多人都搬离了家属区，公共的事情也没有人管理了。之前像地面都是公家请的保洁按照打扫的。但是那么一搞之后，就没有人再管这个事情了。地面一下雨就没法走，都是脏水。”
21世纪初，单位制社区大多转变为街区制社区。田野社区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韩北街道，成立于2001年，辖区总面积0.5平方公里。社区居民委员会由田野集团单位命名，有3881户居民，总人口达到9731人。
后单位制时期田野社区秉持着“协同治理、共同走在幸福的田野上”的理念。在这个重新整合过程中，由于单位的彻底抽离，社区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不再是企业的附属品。
在随机访谈中，田野社区居民提到：“我一家是零几年搬过来的，其实现在这里面很多人都不是田野汽车厂的员工，我们就是正常生活在里面的居民。反正刚过来的时候还挺乱的，但当时我们对社区没什么概念，家里有事情都是自己解决的。”
由此可见，田野集团彻底剥离后，原职工家属生活区也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人员变动，社区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田野社区进驻辖区初期，居民对社区的理解不深，影响了社区治理的自主性的发挥。这说明调动居民治理的积极性是构建多元共治的格局的关键。
（三）网格化治理前田野社区面临的治理困惑与具体表现
田野集团剥离之后，田野社区正式接手管理其下辖区域。在推行网格化治理之前，田野社区曾陷入治理困境。
激励机制缺失困境
社区居民大多坚持单位包办一切的“等、靠、要”的极端思想，无法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社区居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参与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自身的利益。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很多居民习惯性地将创卫、创文、治安等公共事务当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情，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治理的参与者。居民的参与度不高严重阻碍了社区治理的顺利推进，削弱了社区治理的成效。
田野社区党委书记在访谈中提到：“在社区接手初期，居民参与度较低。比如我们开展中秋节等特色慰问活动或者举办文娱表演，居民都不情愿参与。最开始我们需要通过发放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作为激励手段，吸引居民前来。”
社区资源匮乏困境
社区资源匮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源匮乏不仅限制了社区服务的提供，还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有效性，从而阻碍了社区的整体进步与发展。社区治理工作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系统思维，工作方法单一，工作效率不高，工作效果不好，将社区治理简单的等同于解决邻里纠纷。另外，政策资源缺乏也成为社区治理转型的障碍。社区治理关键在于精准治理。在最初提出社区治理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配套政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在具体执行和落实方面存在困难，政策之间缺乏连续性、衔接性，这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社区治理主体单一困境
社区治理靠人民。社区自治是社区管理的必然趋势，但实施网格化治理前田野社区治理程度偏低。社区居民习惯了政府“发号施令式”的管理模式，缺乏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家独大”的治理形式，为基层社区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其被迫承担了许多额外的职能，极易导致管理者和居民之间矛盾的激化。
田野社区党委书记说道：“当时田野社区刚刚组建、合并完成，社区就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响应社区号召，带动大家一起参与社区治理。但是，很多居民可能受家庭剧烈变化、生活环境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很难成为社区治理的领头羊。这对于我们社区具体开展工作是很大的挑战。”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作者：王琪慧、霍昊杨、牛云静、林佳怡、翁子杰
